日本是如何封锁南京大屠杀消息

南京大屠杀在历史上早成铁案。但在战时的日本国内,日本官方文件和媒体新闻报道中,几乎没有南京大屠杀的“片言只语”,日本广大国民也对南京大屠杀这一血腥惨案几乎一无所知。日本当局究竟是怎样严密封锁南京大屠杀的任何真实消息的?严格查禁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早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当局就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文件,对日本新闻传媒报道所谓的“日中战事”做了种种十分严厉而又具体的规定。1937年7月13日,...

南京大屠杀在历史上早成铁案。但在战时的日本国内,日本官方文件和媒体新闻报道中,几乎没有南京大屠杀的“片言只语”,日本广大国民也对南京大屠杀这一血腥惨案几乎一无所知。日本当局究竟是怎样严密封锁南京大屠杀的任何真实消息的?

严格查禁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早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当局就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文件,对日本新闻传媒报道所谓的“日中战事”做了种种十分严厉而又具体的规定。

1937年7月13日,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发出《处理有关时局报告的文件》,规定在宣传报道中,对“反战反军的演说”、“离间军民”的报道以及“有将日本对外政策喻为侵略主义之虞的内容”,要注意并加以取缔;所有有关在华日军的纪事、照片,除陆军省外一概不许发表。1937年9月25日,日本政府将主管全国新闻传媒的最高机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级为“内阁情报部”,以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与进一步加强控制。

这些法令、文件与机构,好像撒下了一个巨大而严密的大网,将日本所有的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摄影师、评论家等及其写作统统笼罩其中,使他们不敢、不能、不会写出任何有违日本政策的报道与文章,更使日本所有的报纸杂志不敢、不能、不会刊出任何有违日本政策的报道与文章。若有随军记者、作家胆敢以身试“法”,日本当局就会迅速地、毫不留情地加以严厉的镇压。

因此,日本随军来到南京前线采访的记者与作家中,尽管有少数人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感到震惊、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情,曾想把这些他们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记录下来,写到他们的报道或通讯中,但最终,他们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退缩了。

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采访并亲眼看到了日军对中国战俘集体屠杀场景的日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足立和雄与守山义雄,“悲愤交织,震颤不已”,感到“像这样的日本已将失去战胜的资格了”。守山义雄回到日本后,指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朝日新闻社担心他会受到军部的迫害,调他到德国担任驻柏林分局局长。

日方当局对日本随军记者、作家拍摄的“南京战事”的新闻图片,也进行严格地审查与控制。日方当局规定,对于日本随军记者、作家、摄影师乃至日军官兵私人在中国战场实地拍摄的各种照片,都要先进行严格的新闻审查。日本每日新闻社等新闻单位将每天退回的印有“不许可”印记的大量照片与文字说明收藏起来,每年都能装订一大本。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军部命令各单位,“可当作战争见证的资料,必须全部销毁”。许多新闻单位都照做了,销毁了许多印有“不许可”印记的照片。只有每日新闻社的摄影部主任高田正雄拒绝执行这一命令。他将历年积累的“不许可”照片藏在大阪总部的仓库里,使之得以保存下来,在数十年以后重见天日,出版问世,成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与新闻封锁的重要证据。

严禁散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流言”

从中国战场回国的大量日本官兵,常常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在日常的生活与谈话中,将他们在中国战场的经历与见闻,向别人介绍甚至炫耀,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暴行,很快就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

日本当局深知,这些“小道新闻”的流传必将影响日本的舆论,最终必将影响日本的报刊杂志与海外新闻传媒。因为这些“流言”的内容,与日本报刊杂志上宣传的内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为此,日本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防止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回到日本国内自觉或不自觉地散播在南京暴行的真实情况,阻断“流言”的新闻源。

据曾参加进攻南京和大屠杀的日军士兵曾根一夫说:“为了不使军队在战地的恶的一面让国民知道,在强化新闻管制的同时,对在战地的士兵的泄漏严密封锁。南京攻击战结束后,部分老兵返回国内时就曾被禁口。我也是昭和十三年(指1938年)秋返回国内的,在离开所属部队之际,被告诫‘诸位回到国内,征召解除就成了地方百姓了,但作为军人的名誉是值得自豪的,而有污皇军体面的事绝对不许外传’。这是繁琐的说法,简而言之就是‘即使回到国内,离开军队,在战场干的坏事也绝对不许说’。”日本着名历史学家洞富雄在1982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指出:“从战场上回国的士兵也受到言论控制令的严厉约束,几乎没有人泄漏此事。”

到1939年2月,以坂垣征四郎担任陆相的日本陆军省,针对“从中国回去的日本士兵讲述陆军在中国的罪行故事,并且夸耀煊赫他们所抢劫的财物。这种日本归国士兵的行为,成了极为普遍的现象……(为了)努力想避免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好批评”,于是专门发布了一份被称为“最密件”的“特别命令”——《限制由支(那)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该“特别命令”由参谋次长通知在中国各战场的日本陆军各指挥官,“详细地谈到归国士兵应予纠正的不良行为。其中说:兵士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酷行为当故事谈是不对的”。

1941年,日本兵务局长在参谋长会议上作报告时,专门讲了对日军“归还军人”的言行要十分注意,称“归还军人……对(日军)风纪不良状况的言过其实的夸大,虽非恶意,但逐渐培养反军反战思想”,故而要特别地予以重视。为此,日本当局对“归还军人”采取了许多严厉的管制措施:所有从中国战场回归日本的官兵,其所携带的物品,必须有部队长发给的许可证;必须经由日本军部设在广岛的“检疫所”进行检查,然后方可在日本登陆。广岛“检疫所”的宪兵在进行检查时,必须扣留一切记载战争暴行的文字、照片资料;归国官兵在日常谈话中更必须遵守言论控制令的严格约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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